南北東西 只有相隨無別離

听到喜欢的歌 喜欢就好了 不要收藏
吃到喜欢的菜式 喜欢就好了 下次不可以再点
碰到喜欢的人 喜欢就好了 不要去探索 探索了 不要陷入 陷入了 不要依赖 依赖了 不要毫无保留 毫无保留了 不要伤害自己

不能承受碰撞后的丢弃状态 所以将碰撞一并丢弃 越美越寂寞 可是 可是 在寂寞的时候我一直都在自燃 停不下来

知道你不可能做出改变 我也做不到不介怀 那趁早

我说我爱自由 孰不知 自由是你的生命 对于你来说 一切都是一转身的事情 感觉是不可靠的 但是 有比感觉更可靠的事情吗 我希望你忠于自己
我也忠于我自己

自由女神引领人民来到“她世纪”——作为21世纪的代称，这个被消费主义者发明出来的词汇别具深意。显然证明了女性的彻底觉醒。资本主义把女人变成了消费主义的试验田。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权的胜利其实是资本的胜利。女人最终获得了自由——购买A或者B的自由，但在购买与不购买之间，资本主义并未给她们提供选择的可能。

下层妇女就靠“消费”有效而且廉价的承诺过活。花三元八角买一份杂志，就相当于买了一份对美好未来的廉价承诺。各种理想被批量供应——供应商们，则受邀成为各级妇女联合组织的荣誉人士。

理想对中上流社会的妇女而言，不是一种消费品，而是一种可以立即践行的“想法”，比如探险、旅游、保持永远的18岁。她们需要现实上的指导，各种铜版纸文化应运而生。该种文化的供应商们，喋喋不休所要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理想都是扯淡，而欲望确切实存。这为各种定价20元人民币的杂志提供了划分版块的方法：第一部分帮你制造（或者叫发现）欲望；第二部分教你践行的方法；第三部分讲“作为女人，你其实不懂自己的身体”；第四部分教你“怎么才能懂一点”。事实上，这样的版块划分暗含两个本质问题：一是奢侈品消费；二是打点自己的身体。据巴塔耶的研究，奢侈品消费源于资本上升时期巴黎的妓女。但如今，显然已经普及到温饱以上的所有阶层，这印证了资本新时代的新精神：消费。作为一种数千年沿袭下来的美德——勤俭，将被从现代词典中剔除，取而代之的，就是“消费”。而对身体的过分关注，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项基本精神——用以反对理性的独裁，身体被重新抬上了祭坛：身体不是第一性的，而是唯一的。形形色色的身体主义几乎占据了铜版纸文化的所有版面，并形成一股狂潮，这股狂潮被命名为：时尚。

时尚是一种价值，是一种唯一正确的价值。在以往各个时代，多个正确的价值可以并行其道，比如“仁”“孝”“人本主义”“自然主义 ”等等，但如今，凡不合乎时尚的，都是错误的。这种跨国资本、民族资本团结起来制造的话语坚如磐石不可颠覆——历史终结时的真理显然能够成为永恒真理。 时尚的奥妙还在于它的无内容性和非普适性，它永远站在少数一方。不存在一种多数人的时尚——当一种潮流在少数人中风行时，它是时尚，当多数人开始群起模仿时，它立即变成了恶俗。据此，我们给出颠扑不破的时尚判定公式：时尚＝反时尚。时尚并不具有民主的特性，它是一种霸权，不可琢磨的少数支配着它。“成为少数！”——这个神秘使令像符咒一样在民主社会被暗暗地遵从着，它是新时代的教义。这个时代最大的尴尬不是参加宴会时忘了系上裤子拉链，而是跟别人穿了同样的衣服——后者让你成为不幸的多数。思想可以跟他人一样，因为思想都是别人的；身体则坚决不可以，因为唯有身体是自己的。

在这个无比丰盛的时代，物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符号，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干红葡萄酒的涩味并不能满足下层社会对糖分的需求（使用价值），但饮用它，能觉得自己就像上流人士一样……这本身就让饮用者感到快乐（意义）。饮用者在这里消费的是葡萄酒的意义，而不是它的口感。而中上层妇女，则把身体作为符号的巨大坟墓，不断修葺、改造，并表现。她们借此成为少数的企图，被意义生产商们捕捉、利用，甚至玩弄。

意义生产是资本社会的最大秘密，可以看出，资本家们为此付出了十分的心血：1，生产可多元阐释的产品；2，寻求可被目标消费群迅速认同的产品代言人；3，快速捕捉消费者对代言人所传达的产品意义的解构信息；4，基于种种解构信息，生产该产品的另一些未被穷尽的意义。

比如牛仔裤——作为裤子，它的使用价值在于“御寒、耐磨、耐脏”，但在产品如此丰富、鼓励“迅速淘汰”的今天，它理应是不合时宜的；然而生产商们绞尽脑 汁生产出了它的意义，那就是“草根性”。如此，美国总统穿上了它，以示自己的“亲民”和“爱劳动”，而去海边度假的中产阶级夫妇穿上它，以示自己像下等人一样健康。基于这种可阐释性，牛仔裤显然能够在各个阶层中寻求到它的代言人。但情况似乎起了变化，因为有人在牛仔裤上割了一个破洞，招摇过市——这迅速成为竞相模仿的对象，被生产商们生产出来的既有意义，一时遭到嘲解和颠覆。但聪明的生产商不久就生产出了带破洞的牛仔裤，并打出广告：破得恰到好处。这种行为嘲解了抵抗者的不合作，同时赋予牛仔裤另一层未被穷尽的意义：反叛。

这种“抵抗－吸纳”过程将永无穷尽，资本家得到了金钱，而消费者得到了快乐。人类借助她世纪消费主义的翅膀，终于飞向了全面的平庸。包围人的，是充满各种意义的物；物比人更永恒，人被物埋葬了。虽然法国和德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仍然在那里呼唤人类尊严，但俨然无法改变“人”已经成为“GDP人”这样的事实。在公民社会，支持GDP增长是每个公民最大的义务。只有将自己变成一台永不停歇的消费机器，才算是为自己的国家尽了责。这是经资本主义改造后的爱国主义新话语。

地球据说现在变成了一个村落。在现代交通技术的鼓舞下，人们勇敢地抛弃了一个概念：家园。同时被抛弃的还有“故乡”“游子”等在古典语境下颇具诗意的词汇。在当代中国，要是谁天天把“家乡”二字挂在嘴上，那他一定会受到如下讥笑：农民。在农业文明全线崩溃的今天，城市的，才是核心的。城市是繁荣、 美丽、发达、进步、高级的，乡村则是它的反面：萧条，丑陋，落后，粗鄙，低等。尽管有钱有闲的资产阶级时而会选择到乡村去度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同农业社会的那套价值。一个脸蛋红扑扑的村姑对一个城里来的油头粉面的资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会说她很淳朴——啊，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句赞语，从内心里，他多么希望她变成一名荡妇：涂脂抹粉，披金戴银。游走在城市上流社会胯间的交际花们帮助资本主义推广了它的真精神：奢侈品消费。后起的城市资本家为了扩大营生，便把目光投向了对村姑的改造——他让她放弃对乡野的固守，鼓励她穿上超短的裙子，羞羞答答的村姑为了防止暴露出来的下身发出腥臭，她显然很快习惯了用点香水（奢侈品）。

如果以上描述可以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隐喻，那很不幸的是，后进国家在此间扮演了村姑的角色：她们的传统价值被摧毁，在全球资本泥沙俱下的洪流中，不断迷失，最终委身于有钱的西方。强大而剽悍的“西方”来到温婉而神秘的“东方”，并不仅仅为了给“东方”破处——他们简直希望她们变成性奴。这个也许显得蹩脚的比喻只是为了说明这样的现实：在全球化浪潮中，东方的确处于被掠夺地位。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的说辞曾经鼓舞人心，让东方看到了希望，但她们即 踏破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门槛，也无法改变“邀请西方前来观看”的处境。“被看”“被审视”，本身就是弱势的一种表征，而贴在东方各文化遗址上的英文铭牌，更是该种表征的脚注。在落后就要挨打的紧箍咒下，作为“她们”的东方跟作为“他们”的西方媾和了——在民族国家仍未消亡之前，这种媾和将以性政治的态势长期呈现。

在阳痿患者越来越多的今天，“勃”成为人们的一种理想。为实现此一理想，各种相关工业蓬勃发展。时代旨趣在女流们的引导下变得暧昧不明，欲望被空前释放。在男人日益疲软的事态下，GDP增长的强硬要求不断得到资本话语的助长，这使得男人作为一个概念，不再仅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强壮”——“安全感”的另一层意思是：有钱。等级看起来不像古代那样森严，但各种支配关系却发展得更为精密和完备，金钱是这台庞大支配机器中最长、最坚韧的血管。一个没有钱的男人，海绵体永远不会得到血液的给养。所以，部落法则被重新书写：争夺性伙伴披上了争夺金钱的外衣。

权势和金钱相互伴生，阴茎再一次遭到刻画。如果说“勃”还仅限于阴茎的生物学意义，那么“搏”就是该意义的社会化。作为形容词的“勃”完全暗示了当下的社会生态，而作为动词的“搏”则暗示了男人的处境。在一种繁荣勃兴的生态里，任何遵循农业社会法则的行为都被视为不思进取。一个神秘的命令被传扬：资本来到世间，你们必须拼搏。

胡亥作为男人，是因为他有一个铁和血的父亲，赵高作为男人，则是因为他有一个“谋”和“术”的头脑。公元207年8月， 两个男人就这样在一只鹿面前相遇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一个重大命题：在权力面前，知识何以为真？这个问题，两千年后，福柯才开始正儿八经地探 讨。故事的结果任何历史教科书上都有记载：有的人低头不语，静以观变；大多数人附和赵高，说的确是马；只有极少数人，说是鹿。 在权力面前，知识败退了。“静以观变”的那部分是“狗儒”的先祖，而说是马的那部分则成了独裁的帮凶，说鹿的那部分都被杀死了。在这次事件之后，权力不但决定知识的真假，还决定一个人的真正性别。胡亥死后，赵高拿出象征皇权的所有装饰物，武装起自己。满朝文武像看着当初的那只鹿一样，看着赵高。

在他们心里，今日的问题跟“是马还是鹿”一样， 他们需要对“是赵高，还是皇帝”做出回答。强大的忠君思想使他们保持了长久的缄默——所有人也许还都意识到：阉人赵高，如何挺起腰杆治天下？他们还意识到：即使用再多的权力符号装扮起来，赵高也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男人，这在男权思想已完全定型的那个时代，让这样的人做皇帝，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赵高的行为超出了朝臣们的想象力，而朝臣们的沉默则击垮了赵高，让他本能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走下台阶，脱去龙袍，迎立扶 苏之子子婴。子婴继位五天后，就将赵高诱杀了。我们说：子婴继承了父亲的男人风范，这种风范让他在面对一代权阉时，毫无畏惧，并最终用自己性别上的优势，将对方击垮。

阉割对一个男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失去体尝性的能力，身体的意义何在？彻底驯顺的身体，是不是意味着主体性的彻底凝聚或彻底流溢——换言之，经由性，能否抵达自我的边界？

生理意义上的阉割在资本主义裹挟而来的人道主义话语下废止了，但支配、奴役与控制并未随着我们开始温情脉脉地注视肉身而结束——如果说主体间性是主体性的固有形式，那肉刑的废止就不应当被看做精神控制企图的消弭。事实上，一种更加精微的权力系统开始加诸间离态势下的一个个主体，孤独的人群形成了——他们用同样的大脑思考，用同样的行为模式处世，但他们就是互相敌视。谁都在趋利避害，他人显然就是地狱。资本家发了大财，因为他们不约而同都在兜售一种叫做“认同感”的东西。谁都是自由的，但谁都无法自由选择。身体前所未有地叛逆，而精神前所未有地驯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精妙阉割术的结果？资本家并未阻止身体对社会和观念的冒犯，他们甚至为此而窃喜：任何一种身体行为，事实上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消费。比如尖叫，以前你可以去一个空地上，现在则只能去酒吧里。

信任关系与仪式感——经由此，孤独的人也许可以找到回到群体中去的力量与方法。

权力是最好的壮阳药。这个著名论断对女人同样适用。性，毕竟可以作为一种获致权力的武器——而且，是最后一种。

在漫长的中古时代，女人在观念上被当做阉割了的男人，她们，充其量不过是一具具行走着的孕育器——其唯一价值在于排卵。

 

这一切源于身体价值的重新发现。劳动、资本以及资源共同作为价值源泉——而女人们看重的，显然是最后两种。交换作为商业社会的唯一原则被她们娴熟地利用了。“身体就是资本”、“身体就是资源”被重复成了真理——这让女人们逃离了劳动：一种真正的解放。消费社会的到来终结了女权主义的历史，因为“没有女人的身体，一切金钱都显得毫无意义”。在化妆品堆积的废墟上，女人被“女人”“非常女人” “美女”这样的词汇湮没至颈，而她们乐此不疲，并高声叫卖，高声呻吟……男人第三次发明了女人：不是用肋骨，也不是用“三从四德”和贞节裤衩，而是用女人自己——作为群体，她们可以联合起来对付男权主义，但作为个人，她们谁也无法忍受身边的同伴比自己更漂亮。

男权主义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因为所有女人都是为他们准备的。女权主义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因为所有男人都是为她们劳动的。

女权主义启蒙是跟共产主义启蒙同步进行的，所以很难说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要求，还是一种强加给她们并让她们认同的社会理想的一部分。总之，这一切跟更大的 主题“革命”和“建设”纠葛在一起，与此同时，它也获得了某种政治上的优势：反女权主义者理所当然被视为“保守”“顽固”“封建”“腐朽”，甚至“反动 ”。这样说毫不夸张：反女权就是反社会主义革命。这彻底摧毁了追求政治上正确的男人们的自信，他们在法律上处于弱势（中国许多法律的立法基础是保护弱 者），并受到遍布中国每个肌理的“妇联”和“街道办老大娘”的苛责。

以上是政治层面。在“性”层面上，女权主义者拥有更大的道德优势：在心理深处，她们认为性是男人对女人的侵犯（“刺入”作为性行为的基本动作，也许具有“侵犯”这层象征意义），所以理应由男人来为这种行为负责。“强奸”最初的定义是“男人对女人的强迫性性行为”，而不是“某一性对异性的强迫性性行为”。性，于是成为女权运动的核心武器。如果一个男人在没完全征得女人的同意下跟她发生性行为，或者表达出跟她性交的强烈愿望，那这个男人就是“强奸犯”、“强奸未遂者”、“性侵犯者”或者“性骚扰者”，但如果一个女人表达出想跟男人性交的意思，这个男人却无动于衷，那他就是“性无能”、“性衰竭”或“性商低下”。女人的原罪被解除，而男人的则被加强。　　

在这样的夹击下，男人都变成了阳痿患者，或者认为自己是阳痿患者——至少也有程度不同的阳痿焦虑，各种药物以及辅助手段于是大兴其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权主义跟男权主义的斗争最终回到了床上，借助药物，男人们梦想见到昔日 从战场凯旋的荣光。这句话可以作为最好的注脚：昔日男人是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而今日则是通过征服女人来征服世界。所以，一部壮阳史也就是一部男权梦 想的复兴史。

医学上的捷报频传让男权与女权的任何争论最终都失去意义，阴茎不再是受男人或女人主宰的一个器官，而仅仅只是医学上的一个对象：阴茎被医学化了。这背离了他们的初衷，作为一个器官，它当初之所以成为问题的焦点，是因为它被赋予了这样的意义：权力与阳刚之气。女权主义者争夺它，是想对它代表的权力进行规训，而男权主义者拼死保卫它，其实是在保卫自己的权力。而最终的胜利属于医学——以及支持医学的庞大的医疗话语体系和商业体系。

终有一天，我们发现性别不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我们自小从教科书上得来的经验也全部破产。尽管短期内人类还不可能进化为一个性别，但通过分工的消失和审美上的强化，中性人的出现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这一切得益于“性”的重新发现。在漫长的前现代时期，人们大致持有这样的观念：性是亘古不变的一种生物本能，它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问题，所以几无探究的必要——即使探究，也应完全纳入医学企图之中。基于此，围绕性发展起来的是一整套技术：作为一种生物本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如何助长它，或者压抑它。这使得性话语在权力界面上的投影无比单纯：纵欲/禁欲。进而，我们取得了对古典历史的基本印象：纵欲时代与禁欲时代交替出现。同时，我们获得了对古典时代的道德判断：荒淫的或者节制的，颓废的或者进取的。

但现在，这一切都终结了。因为性这个传统的医学重地，被社会建构主义者、本质虚无主义者、阶级论者联合起来攻占了：性不再存在一种神秘的、有待发现的本质，不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一种可以被建构的话语，以及由话语指导的实践。性不是被“发现”出来的，而是被“发明”出来的。性彻底被社会化了。

这使得性别的生物规定性一夜之间崩溃了。各种激进运动的鼓噪者和女权分子、疑似女权分子联合起来发明了一个真理：性别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在男女平权成为普世思想时，这个真理获得了各民主国家和标榜民主的国家政府的庇护，从而使它在政治上永远正确——任何妄图质疑它的人都被视为性别歧视的罪犯。

首先受到指责的是教育。教育让一个人变成了女人，而让另一个人变成了男人——这被看做是男权主义者操纵的结果。而支持教育的一整套文化体系以及作为文化体系核心次元的价值体系也都遭到抨击，女人们拒绝厨房，拒绝孕育，拒绝男人为她们设定的审美规范：身材修长，乳房高耸……

基于此，李宇春和郭敬明受到全民爱戴，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不是男人眼里他们是女人，也不是女人眼里他们是男人，他们压根是一种全新的性别——中性人。在性走出生物属性的牢笼百年之后，中性人显然也是被发明出来的——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男权主义和女权主义相互斗争并最终妥协的结果，跟君主立宪制一样，它必将长期存在下去。

除了作为生殖的器械和快感的载体而外，生殖器还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性器官是任何文化的基础部分 。如果说文化就是一整套风尚掩饰下的秩序，那两性性器官被分别描述就显得意味深长：外挂的/内嵌的，凸起的/凹陷的。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忠实的描述，但问题在于，“外挂”优先于“内嵌”，正如“凸起”优先于“凹陷”一样。受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差遣，描述本身代替了判断。生殖器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经由勃起得以表达，经由戳刺得以实现。

在青年人的统治者看来，性是成年人的专利，过早地让男孩享有是对成年世界的侵犯，这种侵犯常常被表述为“不利于男孩的成长”，或者“有伤风化”，但作为一种性惩戒方式，我们还是能从中管窥权力在性这个战场上的身影。男孩在结婚之前，他的性爱权被成人世界剥夺了。这种剥夺并不像丛林法则那样来得直接——一头年幼的雄鹿可以通过武装角力来跟年长的雄鹿争夺交配权，但未婚男孩却并不能够通过暴力从成年男子那里猎取妻子：文明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因为贞操带正是文明的产物。文明通过价值传递和器物建立起了一种不可被质疑的秩序，凡是对此秩序提出异议的，都被斥为“野蛮”——在这样的话语暴力下，生物意义上的男孩被规训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意义上的男孩：阉人。

施于男孩之身的贞操带，是成年世界让他们在性这个领域保持沉默的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在文化、价值、文明、秩序等一系列堂皇饰品的装扮下，变成了“保护未成年人”的道德福音。从此，男孩被放逐了——直至他们跻身成人世界的那一天。

中国男人的奴役方式更加高明。当罗马男人痴迷于改进贞操带的性能时，中国男人早已在改造女人：藉有男权文化的优势，他们为女人立法——各种纲常观念被不断发展。女人并未公开反对这些，而是将它们一一内置，最终成为“发自女人内心的需要”：女孩不守贞节，首先遭到的是母亲的毒打，而处于相同命运下的姐妹们，显然也会把她看做家族的败类。强势下的男权文化彻底瓦解了女人阵营，从而让她们中有文化的、本可以作为女权代言人的精英们也自觉扮作男权秩序的鼓吹者——《女论语》 、“三从四德” 等都是出自当时的才女之手。用女人统治女人，用奴隶统治奴隶，这是中国的智慧。

这样的观念现在应该被彻底认同：家庭是合法包妓的场所。也就是说，在没有组建家庭之前，任何人的性行为都是非法的——尽管有时候法律并未禁止婚外和婚前性行为，但从道德上讲是不被鼓励的。男孩22岁，女孩20岁——许 多国家在规定适婚年龄时振振有辞：为身体发育状况计，医学上认为，这是男女最适宜开始性交并生产子嗣的年龄。写在婚姻法中的这则条文，在国家这个强大暴力 机器的监控下，最终仍被人们心悦诚服地遵守，很大部分应归因于医学介入而给它绘上的人道主义脸谱。但这种关怀很快上升为宗教：医学的判定为唯一判定，如果 违背它，将受到诅咒。考察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给予年轻人的忠告中涉及性的部分常常以这样的面孔出现：不要轻易涉足它，它是恶魔，它会毁掉你的一生。

在医学家为此喋喋不休时，心理学家也出场了，后者的措辞大致如下：尽管生理上发育得足够完备了，但心理上仍可能未做好性交的准备。在教科书上，他们的表述相对优雅一些，但大意仍不外一些“善意的”、拐弯抹角的诅咒：年轻时一时冲动，偷尝禁果，将在心理上留下终生阴影。

医学家、心理学家的话被家长、老师不断援引，最终建构了一种权威话语：未建立家庭之前，不能有性行为。成年世界在这事上空前团结，他们结成神圣同盟，共同保障他们子女的“纯洁之身”。在动物世界里，性爱权是天赋的——尽管年幼的雄狮子未必是壮年雄狮子的对手，但通过角力，自然法则仍给它们埋下了“起点公平”的伏笔；而在人的世界，“幼仔”的性爱权则全部被藉没了。

事实上，这不完全是藉没，而是一种强制托管——国家，或者国家委托父母、老师、 医生、教会、街区行使着托管权。性爱权国有化了。处女曾经在国家伦理的支援下，变成一种国家美学：女人非如此不能彰现其性别之美——仔细琢磨“清白之身 ”“残花败柳”这些语汇便可明白。国家美学对处女的尊崇，无非是对性爱权国有的鼓噪：顺从者将受到奖励，违背者将受到惩戒。从这个意义上讲，处女是一种可检测的技术，经由此，国家能够正确判断出性爱权托管的有效与失效。

如果性真是一种能量，那么，性爱权被搁置起来的未成年人，旺盛的荷尔蒙又凭借什么得到发泄呢？考察现实情况，答案不言自明：一个男孩自懂事起，便被不断教化，要胸怀大志，要有所作为，要报效国家，而女孩，景况也大致相似。一种冠 冕堂皇的说法是：他们的性能量被正确疏导了。这容易理解，在民族国家未消亡之前，国家时刻可能会受到敌对者的挑战，所以它理应要求国民都具有士兵的品质：善战。这种品质是操练出来的：运动以健壮体魄，学习以充盈头脑。假使性爱权不被搁置那么一二十年，这种操练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善战，士兵还需兼具以下品质：服从，团结。这种品质是规训出来的——只有性爱权被抵押在国家那里，国家对民众的规训才是有效的。在从国家

那里讨回性爱权的漫长年代里，他们被社会化了——国家为他们设定了社会化的范式和道路。进一步推敲能够得知，在重获性爱权时，他们已经由动物变成了公民——一种规规矩矩的自由生物，从身体到头脑。

这是一种曲折的阉割史。

家庭的地位总是伴随着人类对性的认识不断变化的。一夫一妻的普遍胜利，并不就能证明它有多优越于一夫多妻。事实上，在一夫一妻制度下，妻子对丈夫来说意味着全部，多妻则可以分担责任，从而减少夫妻间的冲突；多妻的另一个好处在于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因为地下情人的地位远没有经过公认的妻妾的名号来得安全和牢固。

一夫一妻制与其说是因为自身的优越性而最终获得胜利，还不如说是斗争的结果。这种被基督教唯一认可的制度随着基督教的世界化而广泛传播，并经过女权运动者的 推波助澜得到加强。民众普遍接受一夫一妻制，是因为这种制度表面上保障了男女在人格上的平等，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繁殖的场所。国家支持这种制度，是因为它更符合新型的国家理念 ，而且人的寿命的显著增长让人口问题显得不再那么迫切，男子生殖能力在女子妊娠期内的闲置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犯罪。

于是，一夫一妻家庭的功能慢慢演变成了保障成年男女性爱权的场所。但当通奸、偷情不再受法律，甚至道德的制裁或谴责时，一夫一妻家庭存在的根据在哪里？掺杂 进爱情这个概念，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而富有托词。所以有人惊呼：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这句话的不无无奈的下半句是：然而，不发展成婚姻的爱情注定死无葬身之地。

生育功能退居末席时，更受男子垂青的女性往往都是身材纤细的难产型的，而这在初民社会中是无法想象的——爱情作为一种性的表征，它被注入了太多文化的、审美的因素。

正如日本一位研究婚姻问题的专家井留宏所说的那样，家庭虽然看起来对爱的激情并无助长，反倒会在琐碎的生活中消磨这种激情，但作为一个最小的社会功能单位，我们必须全力维护它的合法性。此话是极，因为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协议，在这个协议中，即使没有规定我们必须相互爱着对方一生一世，但至少规定了我们相互扶助的义务和对对方、对社会尽职的责任，因为社会不需要我们生产一个或几个动物，而是一个或几个公民。

有两个意象萦绕着古典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是蛇，另一个是蝴蝶。中国最为经典的爱情故事可这样表述：白蛇、青蛇和书生；两只蝴蝶。现代心理学认为，蛇和蝴蝶都是一种性的意象：蛇表示男性生殖器，而蝴蝶，则是无性状态的暗示——前者因其在外形上酷似；蝴蝶尽管属于动物，但它没有一丝一毫的肉欲气息，所以，将它归为植物也许更为适当。据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蛇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的纵欲倾向，而蝴蝶，则代表了它的禁欲倾向。我们无法简单而粗暴地将这两种倾向分出高下，但梁祝尽管是一个悲剧故事，两只蝴蝶最终在空气中自由自在地飞，则可以看做人们对精神恋爱的普遍期许和诗意幻想——真正悲惨的则是作为喜剧主角的白蛇，它最终被压在了塔下。塔式建筑在弗洛伊德的信徒们看来，也是一种男性生殖器的隐喻，如此，这个伟大的神人相恋的故事可如此阐释：男人害怕作为欲望载体的女人，所以梦想有一个强大的性器能将女人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以上两个隐喻故事中，男人都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没有办法通过一种强力意志让自己获救，所以只能选择变成蝴蝶，或借助外力 让自己在性上挽回一点面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摆在男人面前的出路只有两个：要么自阉或被阉，要么建构一种优势话语，宣布女人的性欲为非法。事实上，操持了 话语权的古代知识者从来都是朝这两个方向不遗余力地努力着，他们在割去自身生殖器的同时，也为女人套上了重重枷锁。

在中国古代，基本形成了女性作为稀缺资源的乡野社会和男性作为稀缺资源的上流社会这种二元对立模式。靠门第观念和武力维护着的这种二元结构，基本是两个封闭的、不相互流通的圈子。女人作为一种财产，只会向上流社会富集，这直接促使了壮阳偏方、御女术及秘戏图在贵族中的流行。但这终究没能使他们像种马一样强健，相反，贵族日益没落了。

阉人的性，或者说是受阉后的知识分子的性。因为缺乏一个正常的、阳刚的出口，使得性能量不得不依赖手、口、眼睛、耳朵、鼻子等器官得到宣泄。性的宣泄方式直接影响文化的走向——在此，我从简给出一种大致的对应关系：

　　
　　（性的正常宣泄通道被堵塞）
　　器官 特征 文化及器物
　　手 机巧的 内绣鼻烟壶
　　口 味觉的 满汉全席
　　眼睛 视觉的 仕女图
　　耳朵 听觉的 笛子，古筝
　　鼻子 嗅觉的 古董，发霉的经卷
　　
正是通过这些器物，中国古代文化人在塑造着他们的性方式的同时也被他们的性方式塑造着——今天我们终于悲哀地看到，这种漫长的互动实质上是一个相互伤害的过程。相对于中国文化中阴茎的长期缺席，在西方，它则是长期在场的——西方人甚至以它为本位。这直接导致了今日他们在文化上的强势。而对于男子的手淫问题，西方文化也并未采取回避的态度。

在中国，尽管同性恋可以追溯到黄帝那里 ，但直到1740年，满清政府才将鸡奸刑事化。作为中国同性恋史上的一个立法事件，它明确无误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性被道德化了。此前对性的一切立法都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是否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中国古代的同性恋事件，大多数不是同性间的生理性爱慕，而是不同身份和角色间的“侵犯/迎合”、“占有/奉献”、“买进/卖出”——广泛发生于帝王与阉人间的同性性行为，基本都可以这样理解。肛门意味着身体的终端，它的私密性胜过生殖器，所以对肛门的占有，意味着对人的终极占有。一个阉人，肛门的社会学用途，无非有两个：一是供帝王占有，二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都可以用来掩藏财物，并将它顺利地偷出宫去——身体的这个妙用，在今天仍被许多走私集团采用。

作为跟诗人同样古老的职业，妓女从来都占据着历史的重要角落。性器本来是天赋资源，但长在妓女身上，却被当成了谋生器械——这一现象在动物界也十分常见：雄动物会用食物来讨好雌动物，以期对方能跟它睡一觉。绵延至今天的家庭，在许多激进的人类学家看来，仍然是一种包妓恶习——这样的说法显然会令女人们震怒不已，但从经济学的角度仔细考量，却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的真理。当然，在母系社会，当生产资源和分配权力掌握在女人手里时，男人是否也出卖自己，这至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男妓问题，则确切实存——他们在浩繁的历史卷轶中若隐若现，像幽灵一样，其不可琢磨的原因仅在于：历史是由男人写就的，男性叙述者必须为自己所代表的性别留足面子。

妓女和男妓之所以能成为一项职业，很大程度是因为性器拥有者对这个独特器官的觉悟：它不但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交换价值。它的使用价值根植于价值之中，作 为一个生殖器官，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直接确立了性别的尊严。但它的交换价值是何时被发现的呢？我们不惮于如此推测：作为一种器物，它的交换价值起始于快感 的自觉。人类没有发情期，所以生殖任务显得不是那么紧迫，这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性——相对于 其他物种，人类的性器是被彻底解放了的器官，它是自由的。而自由，正是实现交换价值的前提。快感可以作为一种无尽的需要，而人类的性器，则被解放出来可以 无尽地体偿它。但这仍然不能形成买卖关系，因为从理论上讲，性是男女双方共同需要的。然而，不幸的是，私有制启蒙了它。私有制最终让人们意识到，性器是一 种资源，而资源可以产生财富。这个启蒙过程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当它完成时，性器同时也被社会化了：它跟等级、门第、审美、财产等息息相关起来了。

财产关系上的复杂情况最终影响了家庭的实质——它不再是单纯的、排他的、安全的、被公众认可的性爱场所，而是一个经济联合体，在这里，性关系被经济关系支配着：经济上的强势导致性角色上的强势，经济上处于弱势的那一方，性器也处于弱势，一种事实上的买卖关系暗中发生着。而“爱情”“伦理”“责任”等被发明出来的词汇，则充当了这种买卖关系的遮羞布。从这个意义上讲，快感从来都是买方的快感——卖方出卖的是性器，而买方得到的是快感。性器作为物，交易完成之后使用价值和价值并未丧失，这让性器携带者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职业，不断地重复交易。家庭得以成立，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发生于家庭之外的性关系，其交换性质更加明了。妓女和男妓持久存在，除了为游离于家庭之外的人提供交换机会外，还不断地暗示着家庭的本质。

在私有制未全面盛行之前，除了快感，没有其他理由能让初民们在性事上如此卖力。但不幸的是，私有制很快来临， 掌握了权力的父亲将妻子和孩子作为自己的财产——生殖作为积累财产的方式，让他们乐此不疲，而财物的可遗传性在“孩子是自身的再生”这种懵懂观念的鼓舞下，促使了生产力的极大爆发。

为了让人们将充沛的精力用在交配而不是以快感 为目的的私通上，教会一度变成了一个男性性功能障碍诊疗中心，正如《男根文化史》的作者弗里德曼所言：“如果性欲是梵蒂冈的头号公敌，那么阳痿是第二号。 ”男子可以以阳痿为由宣布拒绝或退出婚姻，但必须经过教会的鉴定 ——教会有义务让一个有性能力的男子在家庭内繁育上帝的子民，而不是借口阳痿拒绝承担这个责任，却把精力用来私通。

在中国，由于绝对观念并未在宗教背景下彻底发育，所以几乎没人愿意浪费精力来探讨性的意义：禁欲是相对的禁欲，纵欲也是相对的纵欲；性既是生殖，也是快乐。 私通尽管也曾作为一种犯罪，但那不过是对财产的侵犯。强大的贞操统治，并不能说明这个东方民族在道德上具有洁癖，它不过是一种婚前和婚后的财产保全方式。 这个乐观而务实的民族不愿意用一种绝对观念将自己逼上死路。对性的统治，其实质就是对财物的看守和处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以这样理解：一、无人延续香火，相当于死后无人提供阴间的食宿和其他开支；二、现世的财产无人继承。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审察生殖器的意义——它就相当于存折的密码。阉割作为一种代死之刑在罪不至死的情况下，相当于判他死缓并藉没全部财产。

初民性交是为了战胜恐惧：豺狼虎豹时刻光顾初民居住的山洞，为了战胜恐惧，他们本能地抱到一起，并做爱。如果繁衍可以看做一种高级的盘算，那战胜恐惧尽管带 有目的性倾向，但无论如何，也只能算做一种本能反应。而生育，只能作为一种偶然结果来理解：子嗣只是战胜恐惧这种本能企图的副产品。

从这个意义上讲，快感跟战胜恐惧是同构的。快感就是对恐惧感的反动。当发情期消失以后，性交不再是一种执行造物密令的本能行为——它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这为目的化性交提供了现实上的可能。现实意义上的威胁迫使人类在应对外界的技术方面不断做出革新，而与此伴生的心理恐惧则直接构型了人类的意识——主体性疆界于是产生，“我是什么”由此成为一个问题。由性而生的神秘陶醉并未阻止“自我”的最终觉醒，理性的上升让人类总体上在向死而生的态势下重建秩序。

性，于是被重新审视。它首先作为能量的一个外泄通道而被严密看管——在 身体作为劳动力的同义语的悲惨年代，这种看管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直至今天，对一个罪犯的惩罚仍然是监禁起来，剥夺性权利，让他去做苦工。性看起来成了一 种权力，无权享有它的人，被剥夺的并不仅仅是交配、生育的资格，而是突破主体性疆界的可能。当一个人再也无法跟他人亲密接触时，他的孤独感是彻骨的。这让 他成为一个异类——一个主体性不断凝聚的异类。尽管性交流相对其他群体交流方式而言，显得那么私密、封闭、不具有任何乌托邦气，但毕竟，它仍然能够作为最基本的抵抗方式——用以抵抗“向死而生”态势下强大理性的压迫。

性是一种器具的使用技术，而对广大太监而言则被剥夺了。他们经由操练抵达神秘陶醉的路径被彻底堵死。而这种神秘陶醉，恰好类似于人类做梦都在追逐的主体性流 溢状态。我必须活在我们中，我会死，但我们是不死的。而我们的确立，决不是经由利益而建立的同盟，而是经由不死信念的传递建立起来的不设防、狂喜与沐浴状 态。性是建立信任关系的最直接手段。

再回头看看人们对快感的描述性解释：颤栗的，彻底打开的，没有一丝杂念的，无法重温的……快感是一种彻底的丢弃状态，这与死亡极其神似。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性是一种死亡的技术。而阉人，显然丧失了这种技术，这让他们体尝到永生态势下彻骨的绝望与悲凉——这跟萨特笔下的地狱毫无二致。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惩罚更残酷的了。